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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

发布时间:2018-04-17 07:47 所属栏目:[资源] 来源:卢松松博客
导读: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社区型交流平台,为创业者提供创投交流环境 回到香港的李维乐向家人介绍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,家人听得入神,可那也只是故事。而在北京,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,它们就是生活,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。 1 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晴朗,
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好文分享 第1张?

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社区型交流平台,为创业者提供创投交流环境

回到香港的李维乐向家人介绍内地两年观察到的风起云涌,家人听得入神,可那也只是故事。而在北京,至少在创业者的圈子里,它们就是生活,在热血里日复一日翻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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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空像蓝宝石一样晴朗,空旷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挂着红色装饰,北风用力地吹着,仿佛要把几幅年尾残余的喜庆从树上拽下来。那是李维乐最忙碌的一个春节,如何把一段即将结束的创业打扫干净,是一件千头万绪的事情,而忙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他情绪。只是回头望去,那张摄于长街没戴口罩的相片,却像倒刺一样勾起了许多回忆:临别时刻的清澈蓝天,以及刮在脸颊上的北风是多么干涩,那是北京留给他最后一刻的疼痛。

我在铜锣湾Tower 535的漂亮写字间里找到了李维乐。两年过去了,对这个28岁的香港青年来说,北京的两年历险早成模糊往事。

220米的长街浓缩了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国内创业大潮。2015年5月,总理来到创业大街视察。这一年被国内媒体封为“创业元年”,在香港,类似的说法叫作“港人北上创业的第三次机遇的开端”。这一年,在香港青年年度就业报告中,北上创业的意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两成。

对于李维乐这样刚毕业的青年来说,未来选择原本是金融和地产两座大山之间的狭缝,但他却在媒体字里行间闪烁的机遇里,读出一种超越原本想象的“可能性”:“当时看到马云演讲的视频,怎么白手起家,创造伟大事业,就好激动。”李维乐说。而距离的遥远过滤了现实考虑。李维乐狂热地崇拜着马云,很想找他要一个签名,却在北上之前一直忽略一个事实:阿里巴巴不在北京。

三年了,咖啡冷了吗?那一波热潮中催生的梦想,无论结出果实,还是化作灰烬,时间都已足够。李维乐离开了滚滚红尘,在高窗映着蓝天的写字楼里做金融分析,他的创业伙伴把项目移到了香港,重新起步,还有几个朋友留在理想地继续摸索打拼。但这不是一个讲述成功或者失败的故事,它有着更加深邃的维度,这些人在陌生的土地上碰撞和融入,一层一层剥下惶恐和不安,踉跄前行,关于英雄的想象有多光鲜刺激,真切经历的时光就有多艰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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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维乐一天中的一半时间呆在写字楼顶层的Coffee Space,而不是自己的办公室,他喜欢在空旷的地方思考,这个习惯是从北京带回来的仅存的几样东西之一。而两座城市迥异的气质使思考几乎不可能滑向怀旧:Tower 535里的人们穿着职业装,三三两两围桌交流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。

“可是北京……”他轻声回忆,“我还在咖啡馆睡过四个晚上呢。”——那里满是创业明星的照片,一楼墙壁的显眼位置是那些融到资从这里走出、正一步一步展开宏图的中国企业的名字,咖啡杯上印着张扬的文字“生命不息,折腾不止”。关键是,那里的空气“有一种点燃的感觉”,大家都在说话,大家都那么兴奋。

另一样东西呢?是李维乐的笔记本解锁密码,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日期。他摇摇手指,笑了,“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,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一些事情吧。”

李维乐来到北京的夏天,刚好瞥了一眼创业大街喧嚣的尾巴。三个月前,总理来到创业大街喝了一杯咖啡,这个强大的信号给正在酝酿的资本寒冬吹响了复苏的号角。之后的一个月,中关村核心区的税源登记户增加了4202家,这个数字相当于2014年整年的40%。但热闹背后的不安可能是,尽管咖啡馆里挤满了创业者和被“总理咖啡”吸引过来的游客,和媒体描述的一样,但李维乐设想过的知名投资人来咖啡馆演讲布道的激情场面,一次也没见到。

“你也是创业的吗?”

“我见过雷军一次!……他们现在都不来了。”

真正的创业者容易分辨——在清晨或者凌晨,仍然坐在咖啡馆,像狼一样盯着电脑的人多半是了。创业者有时会分享类似的接头暗号,李维乐和朋友郑嘉森的粤语口音免不了会引人关注。“香港啊……那你们很厉害啊,也很勇敢。”他们这样对他说。遥远是最神秘的光环。

两个香港青年的北上创业记 好文分享 第2张

创业孵化器机构里,会议、讨论、路演……热火朝天

“租房子把钱都用完了,天天吃方便面,哪有很厉害。”李维乐苦笑着说,至于“勇敢”,他通常直接就笑纳。和我说话的时候,李维乐流利的普通话和平常广东人无异。可那个时候他只能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说,“没有遇到过不耐烦之类的事。”不同于香港人交流的礼貌和距离感,李维乐觉得人情味是北京给他的第一份礼物,刚认识的人开玩笑特别轻松。

无论如何,相比于近在咫尺的深圳和熟悉感更多的上海,北京对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都还是陌生的地方。更重要的是,针对北上港人创业配套的设施和政策尚未完善,这一切使他们来北京创业近似于拓荒。在深圳工作的港人数以千计,但在北京,李维乐结识的年轻香港人圈子只有11个人,去三里屯刷夜都凑不到打折标准。“所以我肯定算是很勇敢的。”他笑着说,辞去日本的工作,从香港来北京,说服家里人的费力程度和逃婚没什么区别,连续吵架导致一家三口喝了几天梨汤润喉。

“香港的父母也会这样控制孩子吗?”

“会,太会了,亚洲父母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。可能内地还好一点,很多成功创业的榜样摆在那里,香港父母会更传统,身边的年轻人走的都是挣高薪上车买房的路,就觉得只有那个正确。还有我之前的公司是开发游戏的,父母就觉得青年人和游戏连上关系就完了,就贴上宅男的标签了。”

李维乐说,在香港,最优秀的大学生读金融法律医学,互联网从来不是热门行业,哪怕今天也不是。

李维乐的家在香港粉岭,父母开餐馆,生意不太好。距此一站的上水离海关很近,是香港知名的水货中转地,水货客(在内地与香港之间从事水货活动的人)的仓储生意像流水侵蚀一样一点一点占领了本土小贩的摊点。

李维乐偶尔也去深圳,看着这些年楼房一幢接一幢钻上天空,但相比于香港,蓝天还是开阔的,还没有被密集的高层建筑撕成碎片,这就是对内地全部的印象了,可是北京在那么远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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